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在经历半年的观察期后，2014年6月5日再度出手，不但实施了负利率，而且之前不甚情愿的美版量化宽松（Q E）也被列入了下一步行动的政策备选，以拯救岌岌可危的通货膨胀率。
欧元区（Eurozone）成为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中实施负利率的唯一经济体，不仅在经济复苏中显得形单影只，而且其货币政策走势也和其他发达经济体有点格格不入。
事实上，纵观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步调不同，协而难调之势十分明晰。
根据报道，全球陷入金融危机之初，发达国家纷纷步入宽松大军。而随着时间推移，各国和地区复苏步伐不一改变了各国一度联手刺激经济的局面，造就了货币政策的分化，不仅表现在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之间，而且在发达经济体内部、新兴经济体内部表现也十分突出，政策趋同性减弱。
发达经济体中，欧洲仿佛几年前的美日，负利率登堂入室，仿美版Q E蠢蠢欲动；而在美国（United States），虽然货币政策宽松依旧，不过美联储放水量正在逐渐减少；日本（Japan）也同样站在超宽松阵营，一再表示宽松会持续到2015年，只是再度放水之声似有平息之势；处身于欧元区之外的英国（United Kingdom），经济走势强劲，加息取代宽松成为热门讨论话题；同为发达经济体的纽西兰（New Zealand），正走在加息之途。
对新兴经济体而言，金融市场上，美联储退出Q E的负面冲击有所减弱，不过国际资本回流并未惠及所有市场和所有新兴经济体。经济状况的多重分化和货币政策取向的分化仍未改变。
政策差别日益拉大
资本流向变数更多
这意味着在遭遇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之后，西方经济正在稳步走向复苏并逐步将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恢复正常化。然而，欧洲央行利率决议却表明，西方三大主要央行的政策差别日益拉大。一位欧洲央行高官表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许是几年，欧元区与英国和美国的货币状况会彼此偏离。”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这将给国际资本流向留下更多变数。
金融危机爆发后，宽松政策成为美联储、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的共同救市选择。美联储再将联邦基金利率降至0-0.25%区间后，启动QE：从2009年3月至2012年12月接连推出四轮QE，使得每月资产购买达到８５０亿美元。由于经济复苏强劲，自今年1月起，美联储已持续削减QE至450亿美元。5月非农就业岗位增加21.7万个，标志着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就业市场丧失的870万个岗位被全部“收复”，这也坚定了美联储继续退出QE的决心。
与美联储同时，英国央行在2009年3月将基准利率下调至0.5%。该行第一轮量化宽松金额最初为750亿英镑，最终在2012年7月达到3750亿英镑。据英国官方智库全国经济与社会研究所估计，英国GDP已回升至危机前的水平。该智库上月宣称，长达六年的英国大衰退正式宣告结束。虽然日前公布的该行6月利率决议仍维持既定的宽松政策不变，但分析认为英国央行加息已经指日可待。
各国货币政策因素
协调仍困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最近呼吁各国央行在政策举措上加强合作。世行官员最近也表示，各国央行应就撤出宽松货币政策作出协调。不过，在具体操作层面，国际组织无法改变货币政策合作方面的固有局限性。在理论界和政策制定者之间，对于货币政策是否应该进行国际间协调的不同看法也妨碍了政策的推进。
可以说，在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方面，各国央行基本相同，在货币政策调整门槛方面，也基本一致。不过，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仍然困难。
一方面，国别货币政策具有独立性。由于各国经济状况不同，各自面对的最为迫切的问题也不尽相同。因此，在货币政策首要目标、政策行动方向、力度以及实施时间方面难以协调一致。
另一方面，由于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方面和以往不同，相应的传导机制也发生了改变，加大了各国货币政策协调的难度。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传统货币政策工具部分被非常规工具所替代。新兴经济体虽然仍以传统工具作为政策选择，却无法避免非常规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干扰。
此外，国际间政策协调的效应是否明显，还取决于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一体化程度。
不过，正是货币政策的协调存在难度，各国央行在国际层面的政策协调与合作的必要性也就更为迫切。这是因为，资本流动的不确定性加强已成为全球经济面临的一大挑战，货币政策的“溢出”和“溢回”效应也驱使主要国家需要明确沟通货币政策，积极展开合作。
